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分析，本文深入探讨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优先”政策的深层含义及其背后的孤立主义根源，由此进一步剖析了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内民主、国际盟友关系与全球政治格局的长远影响。

  文章首先追溯了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脉络，从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到20世纪的孤立主义运动，再到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实践，指出“美国优先”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政治吸引力。作者觉得，需要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动力，并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元素，以形成更为务实、平衡的国策指导原则。对此，本文在移民问题、经济政策、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为理解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体而言，本文打通了特朗普时代的“美国优先”议程与历史上孤立主义战略的联系，并为未来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深刻的洞见。作者强调，美国应避免长期过度扩张，而应在维护国内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之间寻找平衡点。

  美国的主流外交政策机构觉得，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位危险的新孤立主义者，其政策方向与美国的理想和国家利益完全格格不入。国内外的国际主义者对特朗普可能在11月的大选中再次获胜的结局不寒而栗，担心这将破坏美国及其盟友自二战结束以来共同建立、维护的自由秩序。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特朗普确实有可能试图废除构成美国领导自由秩序的一些核心原则。然而，如果将他的“美国优先”政策视为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一种背离，那就是忽视了其深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以及它相当大的政治吸引力。实际上，特朗普的国策是对一直在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它反映了美国选民的意愿，而非仅仅是出于任性地拆解美国所创造的国际秩序。

  这些都并非要否认特朗普重新上台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在国内，他很可能危及美国民主。在国外，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会导致全球焦灼的事态的升级。美国的盟国将不得已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他们的安全保障者——作为全球领先强国的美国——正遭受着棘手的政治功能障碍。这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美国政府的长期可靠性，并制定其他计划。与此同时，其他几个国家将更加胆大妄为，而美国的民主推进事业也将进一步削弱。

  然而，避免这一不利局面的最佳策略并非回避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优先”运动，也不应将其简单归咎于一个无知罪犯的作品。相反，应对之道在于深入解析这场运动，理解其广泛的政治吸引力，并吸收其中值得借鉴的元素。要想击败特朗普及其新孤立主义议程，就应该从他的“美国优先”战略中汲取核心要素，进而转向一种更为温和、克制且务实的外交政策方向。

  2022年7月26日，特朗普在“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主办的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自1789年至1941年，美国在美西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之外，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大战略，特朗普的基本倾向与此极为相似。乔治·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中呼吁与外国“尽可能减少政治联系”，宣称“我们的真正政策是避免与外国世界的任何部分结成永久联盟”。孤立主义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多种意识形态倾向扩大了其政治吸引力。

  孤立主义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使其能够长期锁定美国政治。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孤立主义恰当地反映并加强了地理上的隔绝和战略上的疏离。对于理想主义者和进步人士来说，孤立主义意味着逃避现实政治，使他们可以投资于国家的经济福祉而非战争工具。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希望能够通过孤立主义来捍卫主权，加强美国单方面行使权力。自由主义者则将这一战略视为确保小政府和国内自由的手段。对于反移民团体而言，孤立主义意味着通过遏制非白人世界来维护社会的同一性。实业家认为孤立主义是保护主义的延伸，即遏制进口而非移民。

  在1940年9月，出于对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扩张野心可能将美国卷入大国竞争的担忧，孤立主义阵营成立了“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竭力使美国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瓦解了孤立主义的共识。美国的参战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为美国采纳扩张的国际主义铺平了道路。随后，冷战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步伐。到20世纪50年代初，自由国际主义已经取代孤立主义，成为了美国政治的主流。美国力量的投射，以及在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之间建立、维护的开放多边秩序，在整个政治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导致在自由国际主义背后形成了一个中间派和两党之间的契约，由此长期以来构成了美式和平的政治基础。

  今天，这种国际主义共识已经破裂，类似于1941年的孤立主义共识。美国政府的海外目标与其国内手段不再保持一致。去工业化、中产阶级的空心化、数十年来的战略过度和超全球化、移民的涌入以及国家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曾经塑造美国大战略的多种孤立主义意识形态重新成为政治趋势。

  来到特朗普上任时期，在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他承诺，“我们的祖国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将不再被遗忘”。他明确说，“从这一刻起，美国优先。无论是贸易、税收、移民还是外交事务，每一项决策都将以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为出发点。”特朗普非但没有公众要求关注国内的呼声，反而放大了这一呼声，承诺将美国政府从对外的国际义务中解脱出来，将政府的注意力和资源集中于国内事务。这一承诺赢得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支持，特别是那些迄今依然感觉被自由国际主义抛在后面的人们。特朗普远未实现让美国工人重新站起来的承诺，这是选举所带来的一种责任，也揭示了他的怨恨政治和新孤立主义倾向仍有相当的公众基础。

  当前，美国正处在一场关乎其全球角色的角力之中。如果想要打败“美国优先”这一新兴运动，那么他们必深入理解其核心理念，并借鉴其中最具吸引力的元素，以此来抢特朗普的风头。

  最初，“美国优先”运动曾错误地驱使美国退出二战。此后，“孤立主义”一词便被贴上了负面标签。自那时起，国际主义者便使用此词批判保守派评论家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前共和会议员罗恩·保罗（Ron Paul）以及现任总统特朗普等人，指责他们过于天真地看待单边行动的合意性与可行性。国际主义者认为，尽管在较早的时代，由于东西两侧广阔的海洋为美国提供了天然的安全保障，孤立主义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在当今世界，这种策略已不再适用。随着弹道导弹、经济全球化、网络互联以及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发展，单边行动和独立战略已不再是可行的选项。

  对孤立主义的批评确有道理；美国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依赖地理优势来确保其安全。然而，孤立主义的原始概念不仅基于地理上的隔离，还强调避免外部的纠缠。如果唐纳德·特朗普选择不履行北约的集体防御承诺，那也并非无先例可循。1793年，乔治·华盛顿总统单方面背弃了美国与法国在1778年缔结的同盟关系，以确保法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的帮助。弗吉尼亚州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称此举为“可耻的背信弃义”（ignominious perfidy），其根本原因是华盛顿认为美国被拖入与英国的另一场战争，延续法美同盟条约是有悖于国家利益的。

  18世纪，美国与法国结成共同对抗英国的军事同盟，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予以巨大援助

  二战后，美国通过《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Inter-American Treaty of Reciprocal Assistance）与北约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此后150多年间美国再未缔结新的军事同盟。这种不纠缠的倾向也是美国反对《国际联盟盟约》（League of Nations covenant）中集体安全承诺的根本原因。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是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也是批准创建国联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美国加入国联意味着，“我们永久地放弃并交出了‘不纠缠联盟’政策，而这正是整个共和国力量的基石。”

  与此相呼应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更多是基于单边主义的考量，而非寻求战略上的超脱。特朗普明确说，“对那些束缚美国、削弱国力的国际联盟持怀疑态度”，他坚称，“我们绝不会让美国加入任何可能削弱其自主控制国内事务能力的协议。”在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强调，“我们绝不会把美国的主权拱手让给一个未经选举、不负责任的全球官僚机构。”对特朗普来说，结盟是“对我们的束缚”，尤其在盟国没能承担对应的国防责任之时。

  特朗普的坚定单边主义可能适得其反，导致美国与那些对于维护共同利益、确保集体行动至关重要的盟友关系疏远。然而，他对纠缠的谨慎态度确实有助于美国避免长期过度扩张。特朗普启动了结束华盛顿在阿富汗灾难性战争的进程。据报道，他曾质疑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决定，这一立场有着充分的理由。北约宣布“不可逆转”地承诺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这将使北约有义务在乌克兰受到攻击时保卫该国，但这显然与其目前不愿为保卫乌克兰而参战的立场不符。特朗普的竞选搭档詹姆斯·戴维·万斯反对美国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是错误的，但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他在《》今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拜登政府没有让乌克兰人赢得这场战争的可行计划，美国人越早正视这一事实，我们就能越早收拾这个烂摊子，从而促成和平。”

  美国公众理应就美国在乌克兰利益的性质和重要性进行一场清醒而现实的辩论。美国选民也应该被告知真相：即使继续得到西方的全力支持，乌克兰也极不可能成功将俄罗斯军队逐出其领土。特朗普愿意寻求谈判解决，这不是屈服，而是务实。

  特朗普对国家建设和海外民主推广持怀疑态度，这也与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姿态不谋而合。从建国时期开始，美国人就相信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建立共和政府的独特实验，而这场实验最终注定要与世界其他几个国家分享。然而，建国者及其继任者对美国在国外策划政治变革的能力产生了适当的怀疑，因此他们明白，需要以身作则来传播民主。正如时任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1821年发表的著名论述中指出，美国“不会到国外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物”。

  历届美国总统也都认识到，在追求美国利益的过程中，需要与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合作，在世界的现状中开展行动。即使詹姆斯·门罗总统（President James Monroe）在1823年警告欧洲列强不要在西半球进行任何“未来殖民”，他也承认并接受了欧洲的政治偏好。他声称，美国的政策是“不干涉任何列强的内部事务；将事实上的政府视为我们的合法政府；与之建立友好关系”。

  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特朗普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孤立主义变体推向了极致：他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等人表现出明显的友好，而对盟友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则冷眼相待。尽管如此，特朗普的大战略方针确实体现了对推动海外民主化进程应有的审慎。他正确地指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过度扩张源于“一种危险的观念，即认为我们大家可以强制那些既无西方民主经验也无此兴趣的国家转变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明确说，“我们不寻求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并强调“我尊重在座每个国家追求自己的习俗、信仰和传统的权利”。在这个相互依存且全球化的世界中，与乔·拜登总统将21世纪定位为“民主与专制之争”的立场相比，特朗普展现出跨越意识形态界限的务实意愿，这可能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美国早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也是源自于建国者们的坚定信念，他们都以为，对外的野心可能会以牺牲国内的自由与繁荣为代价。卷入大国竞争要建立庞大的联邦政府和军事机构，这反过来又会使得国内出现，并可能将本能够适用于促进国内生产性投资的资源转移至军事开支。

  在维护国内自由方面，特朗普无疑打破了美国的传统。他曾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的结果，并表示有意愿实施建国者们所警惕的那种。然而，特朗普对他所认为的“深层国家”的批判，与自由主义者对联邦政府的怀疑产生了共鸣。此外，尽管特朗普支持扩充那些建国者们所反对的大型军事机构，但他有效地将国家建设及对外援助描述成一种浪费性的、分散注意力的行为，主张应将纳税人的钱花在解决国内问题上，而非国际事务方面。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对此表示支持。

  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的方案与伴随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反移民情绪一脉相承。十九世纪期间，美国向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扩张行动遭到了公众与精英阶层的阻断，他们普遍反对将更多的黑人、西班牙裔以及天主教徒纳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

  美墨战争（1846-1898年）结束后，尽管美国确实吞并了超过一半的墨西哥领土，但美国政府要的不是墨西哥人民，而是墨西哥的土地，这些新领土很快就被白人所占据。随着战时孤立主义的加剧，反移民情绪亦日益高涨。1924年，国会通过立法，将进入美国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人数减少了90%，并对来自亚洲的移民实施了全面禁令。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驱逐了大约一百万来自墨西哥的移民，其中许多人是美国公民。

  特朗普政府的新孤立主义政策同样带有类似的反移民情绪。作为总统，他削减移民配额，侮辱少数民族，并致力于在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建造隔离墙。如今，特朗普以反移民为竞选纲领核心，承诺将驱逐数百万无证移民，坚称这些人“毒害了我们的祖国的血液”。许多美国人视移民问题为国家面临的首要挑战，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也认为迫切地需要修复移民系统。拜登曾试图争取两党对移民政策做全面改革，但在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共和党人在特朗普的影响下，让这一努力付诸东流。此后，拜登采取了非常规措施，即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当七天平均每天非法越境人数超过2500人时，临时关闭南部边境。

  特朗普还恢复了长期以来指导美国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方针。虽然美国自建国之初便高度依赖于国际贸易，但其追求的是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并通过征收关税来增加国家收入，保护国内产业。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地理政治学上的退却与贸易方面的急剧倒退同时发生；1930年实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分裂和国际贸易的崩溃。

  在位期间，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孤立主义剧本中的保护主义部分。他重新审视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终止了缔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的进程，并宣布了一系列广泛的关税政策。特朗普承诺，如果连任，将实施一系列新的关税政策，包括对所有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对世界其他几个国家的产品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甚至提出了让时光倒流到十九世纪的想法，即取消个人所得税，所有联邦收入都依靠关税。(内战期间曾临时引入联邦所得税，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得以规范化）。特朗普再一次回应了选民的需求信号，试图吸引众多因自动化和自由贸易而遭受经济失调的美国人。拜登不仅继续依靠关税（尤其是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来促进制造业发展，而且还转而通过产业政策来创造就业机会、推进经济安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这一点也不足为奇。

  特朗普所倡导的美国国策深深植根于美国的经验土壤之中，与最初版本的孤立主义一样，几乎任何一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因此在美国选民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人士将他的“美国优先”议程视为战略妄想，然而，这种看法可能并不全面。相反，他们应当考虑吸纳其中具有建设性的元素，进而先发制人。

  人需要在扩张性自由国际主义与危险的过度孤立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前者在国内外都已难以为继，后者则是特朗普重返总统宝座后也许会出现的情况。这种中间立场要求坚持拜登所推崇的多边主义，坚持他对既有国际联盟和新兴伙伴关系的投资，这些举措重振了美国领导的集体行动，重塑了美国作为团队参与者的形象。与此同时，美国必须避免战略上的过度扩张，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的军事介入，以免激发国内选民支持孤立主义政策的倾向。

  在乌克兰，这一中间立场需要努力促成停火，并集中精力维护基辅控制下80%国土的安全、繁荣与稳定。乌克兰正面临着一个远大于自身的邻国的无情攻击，从任何理性分析来看，这样的结果均属成功。在中东地区，美国政府应寻求终结加沙的暴力冲突，并为巴勒斯坦自决及以色列与其邻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面对中国的抱负，美国应坚定立场，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挑衅行为，以免导致不可逆转的地理政治学破裂。中美政府应努力合作，以缓解焦灼的事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美国不能像在漫长的孤立主义时代那样逃避世界，但也不应再寻求管理世界，因为缺乏必要的权力和国内共识。相反，美国人需要适应一个意识形态多样化、秩序观念多元化的世界，与包括民主和非民主国家在内的其他权力中心协作。务实的现实主义应成为美国国策的指导原则。

  还必须致力于修复残缺不全的移民体系。无节制的移民潮涌入美国南部边境，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的分裂，并增强右翼力量对美国采取封闭政策的呼声；与过去一样，反移民和孤立主义情绪相伴而生。为此，人需要先发制人，遏制特朗普政府在反移民上的过激做法，例如大规模驱逐出境；同时制定可靠的策略以确保边境安全，建立有序的系统来处理合法移民问题，并为解决数百万无证移民的身份问题提供方案。

  此外，人还需将重振美国劳动力市场作为优先任务。重建中产阶级是重建政治中心的起点，而重建政治中心对于重塑有目标、稳定的国际主义品牌的政治基础至关重要。关税政策应成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但也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特朗普设想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可能会给美国消费的人带来沉重负担，并有可能像《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那样导致全球经济分裂。另外，即使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会带来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但这并不能解决美国非工业化中心地带所面临的问题。

  重建中产阶级，需要在服务业领域创造更多高薪职位，这是大多数美国人的就业所在。要应对这一挑战，就一定要采取基于地方的投资策略、劳动力发展与培训措施，并构建一个教育和就业ECO，为美国民众能适应数字时代的就业需求准备好。人还应针对控制住房、食品、燃料、儿童保育及高等教育成本，提出具体的方案。

  这一战略修正旨在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有助于在选举中胜出，以免特朗普再次借助其选举纲领中极具吸引力的关键元素胜出；另一方面，此举也将巩固美国国内对其国际主义的支持，从而在一个亟需美国力量和目标的时代中，稳固美国的领导地位。

  唐儒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