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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长期未曾深入研究的问题，这主要因本领域只关注宏大叙事的思维习惯所致，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世纪之交由顾颉刚著作出版再度提起并引起关注。实际上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看，“抄袭”案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结案：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实则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的两派斗争。将其看作个人恩怨，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的确如此，顾颉刚之“告陈通伯”鲁迅“剿袭盐谷温”，目的并非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是为暗护凌叔华。从鲁迅一面则更多体现公心：鲁迅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用作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以往读者仅从鲁迅的文字得知双方互有恶感[1]，而对鲁、顾交恶的原因，在百年鲁迅阅读、研究史上，鲜有专文探究。直到世纪之交，顾颉刚之女顾潮在为其父作的年谱和传记中涉及此事[2]，特别是《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先后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版[3]，读者才从中了解到顾颉刚一面有关鲁、顾交恶的说法。据顾氏日记，鲁迅与他结怨的原因是，“由于我告陈通伯(即陈源，笔名西滢，字通伯——笔者注)，《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线]。此说引发公共空间热议，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一度成为热点线]，并因文化政治立场不同，学术标准分歧，导致思想观点对立，甚至选边站队。由此催生了王富仁先生精彩的系列论文，将鲁、顾冲突作为现代中国文化转型诸多矛盾中的典型个案，从学术思想门派理路及个人学识、史识、胆识等多层面系统梳理论述[6]。此后，有关争论逐渐偃旗息鼓。

  然而，争论热度降温，并不代表问题全部澄清。鲁、顾交恶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否确如顾颉刚所说，由于他告陈西滢“鲁迅剿袭盐谷温”，就是应做细致探讨的问题。王富仁是从现代文化学术思想的宏观视野廓清问题，对具体事件探析则基本从略；其他研究者的功夫大多分布在在以下两点：一是搜集原初资料，梳理鲁迅与顾颉刚交恶过程的线]；二是将《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进行文本细读比对，在此基础上，将两书置于现代学术体制创建背景中，扎实探讨两书及其作者治学的异同[8]。这些研究是极有价值的。在讨论以上问题时，有关鲁、顾交恶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人认同顾颉刚所言[9]，并沿着顾颉刚提供的思路争鸣、探寻、解释。这里的问题是，顾颉刚“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其详情鲁迅如何得知？也有人不认同顾颉刚的说法，但对此一笔带过，并未深究[10]。而与此关联的问题是，此案中鲁迅和顾颉刚各自究竟是怎样的态度和做法？虽有对《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事件相关史料的梳理，但尚欠缺深度分析。

  判断鲁迅和顾颉刚对待此事的态度，需谨慎研判史料。鲁、顾有关此案的两类文本差别显著，尤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截然相反的写作用意与客观作用：鲁迅有关“抄袭”事件的言说，只有三次，都是公开发表的文章，前两篇是对陈西滢的回应，或曰笔战中的“反击”[11]，后一篇是对此事件的总结，他等待了十年，才有机会做结论[12]，而《鲁迅日记》不记，书信未提；顾颉刚涉及鲁迅抄袭的文字，只是日记和书信，生前从未公开发表过。鲁迅杂文是在没有的社会环境中公开表达个人意见,不能触犯权力禁令又得经受公众检验，所以必须事实清楚、逻辑严密、行文严谨。鲁迅有关“抄袭”事件的文字从未提及顾颉刚，可断定，对顾颉刚在此事件中的参与度或起到的作用，他并未掌握确凿证据，书信、日记都不提，可见也不怎么重视；顾颉刚日记则是在绝对安全状态下的私人书写，主观性强，直抒胸臆、少有顾忌、甚至罔顾事实也无所不可，然而顾氏日记又是准备日后公开的，明显以他人为读者。那么，依顾氏说法，陈西滢发布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流言来源于他，这当然可信；但据顾氏揣测判断鲁迅的态度，却未必可靠。本文认为，顾氏所言无疑是重要史料，但是，史料的真实不等于事实的真实。在《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发生70年后，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干扰的当下，再来研究这桩纯属私人纠纷的旧案，其意义在于：通过客观解读原初史料，深度探察相关细节，分清夹杂于私怨中的公心，彰显鲁迅与顾颉刚在处理个人恩怨中的格局与气度。

  鲁迅文字中对顾颉刚的格格不入，是到厦门大学之后才出现的。在北京时交往不多，两人日记均记有几次正常来往。到厦大后，最初北京同去的几位“同室办公，同桌进食”[13]。不几天，《两地书》中鲁迅流露对顾颉刚的观感：“浅薄”“语言无味”[14]。同事二十多天，鲁迅就谈到两人关系的微妙：“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都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15]随着共事时间加长，了解越深入，鲁迅私信中有关顾颉刚的负面信息和评价越多。重要的事有二，其一、对章廷谦(川岛)厦大谋职，顾颉刚当面一套背后一套[16]，鲁迅评价其为人“阴险”[17]。其二、厦大风潮中，顾对校长林文庆的态度为鲁迅所不齿，《两地书》称：“这里所要的人物，是：学者皮而奴才骨。他们却连皮也太奴才了。”[18]尽管如此，鲁迅并未公开自己的恶感，只是尽量少与来往[19]。所以，直至鲁迅离厦任教中山大学，顾颉刚没觉察出鲁迅“恨”他。

  顾颉刚日记与书信多次言及的“由于告陈通伯”鲁迅“恨我刺骨”之说，是在得知鲁迅到中山大学，拒绝顾所引荐的教员之后，顾颉刚分析原因而得出的结论。研究者常引用的说法有三次，集中于1927年2、3月间。一、最早是顾氏1927年2月11日日记补记：

  宾于告我，闻川岛言、鲁迅说，“宾于、式湘因为是顾颉刚荐的，所以偏偏不用。”他现在正托川岛觅国文教员。按，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20]

  二、1927年3月1日日记，总结鲁迅之所以恨他，首因仍然是“揭出剿袭”：

  1.揭出《中国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温书。2.我为适之先生之学生。3.与他同为厦大研究教授，以后辈与前辈抗行。4.我不说空话，他无可攻击。且相形之下，他以空话提倡科学者自然见绌。[21]

  因鲁迅在那边做教务主任，他因我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的蓝本，恨我刺骨，时时欲中伤我也。[22]

  这都是事过之后倒推前因，并非事发当日的记述。顾氏如此归因，是因感到鲁迅的敌视而揣测，不是依据事实推论。这种揣测，无意中显露顾氏的心理：他原以为，自己在《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中的作为，鲁迅不可能得知；直到从传言得知鲁迅与他势不两立，才觉出事情严重，而能解释这种严重程度的，必然就容易联想到暗中严重损害鲁迅之事。

  顾氏涉及此事，说法前后不一，强化了这一归因之揣测意味。在1975年顾颉刚致陈则光信中，原来言之凿凿的所谓“剿袭盐谷温书”，又变成了这样说法：“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列了一个关于《红楼梦》人物的关系表，而这个表系从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中钞来的，我用考据学的眼光看，认为鲁迅应该写出出处。并把这种想法讲给陈源，也告诉了孙伏园。”[23]原先陈源的“整大本的剽窃”说、“蓝本”说，显然不只“《红楼梦》人物关系表”是“钞来的”，而按此信，顾氏指出的问题仅是“应该写出出处”。

  如果仅是指出“人物关系表”的借用，鲁迅不会因此恨他刺骨的。一者“《红楼梦》的人物关系”不属于研究成果，列出一张“人物关系表”对热心读者都算不得难事，因为人物关系是小说给定的，其“出处”是《红楼梦》文本。二者“《红楼梦》人物关系表”借用自盐谷温，鲁迅就不认为这是“抄袭”，在答复陈西滢“蓝本”说的《不是信》一文中，鲁迅就说过：“还有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他的”。按顾氏“告诉孙伏园”的说法，鲁迅至多对《贾氏系图》是否注出处，与顾颉刚看法不同而已，不可能因他告诉孙伏园就怀恨在心。

  由上述可见，即使依据顾颉刚一面的陈述，此说也只是顾氏对鲁迅的猜测。而从鲁迅方面看，不但并无佐证，也与此说相矛盾。

  鲁迅留下的所有文字，及同时代人的各种回忆鲁迅资料，找不到他在“抄袭”问题上对顾颉刚怀恨。依据《鲁迅全集》有关内容，鲁迅对顾恶感的记录，起始于厦门大学同事期间，二人矛盾公开于中山大学。中大在聘请鲁迅做文学系主任、教务主任之后，又聘请顾颉刚做教授，鲁迅阻止未果随即辞职[24]。随后矛盾继续升温，冲突激烈，以致于二人几乎对簿公堂[25]。其中确有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旧怨的连带，但主因应该是由于二人近距离接触、相处日久产生的纠纷导致。到厦门初期，尽管鲁迅感觉顾“‘面笑心不笑’，无线]，但还是保持正常交往。如果因“抄袭”传言对顾“恨之刺骨”，那么，“抄袭”案发于二人赴厦门前一年，陈西滢暗指《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剽窃”的《闲线日，他早就得知林语堂为厦大聘请了顾颉刚，那么，他是可以阻止林聘请顾的，但是并没有；而在中山大学则是，听傅斯年说及顾颉刚可来任教，当即“勃然大怒”说：“他来，我就走”[27]。

  鲁迅不与顾颉刚共事的理由，在中山大学时就讲得很清楚：“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28]这正是由在厦大同事几个月才会有的了解。鲁迅这种躲避顾颉刚、不想与之勾心斗角的言论，也是从厦大开始，以后多次见于私信中。在厦门时曾向许广平表示对顾颉刚感到“头痛”：“你看‘现代’派下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有限了。‘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29]1934年郑振铎致信鲁迅，谈到他与顾颉刚的纠葛，鲁迅的回信又一次谈及对顾颉刚避之唯恐不远：“三根(指顾颉刚——据《鲁迅全集》注释)是必显神通的，但至今始显，已算缓慢。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而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最好是不与相涉，否则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线]

  鲁迅在私信和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曾多次表达对顾颉刚的恶感，毫不避讳和掩饰，却从未涉及顾颉刚所谓“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如果是知而不谈，显然违反常理。“抄袭”案当时几乎尽人皆知，鲁迅并无刻意掩盖之必要。比较他在此事上对陈西滢的态度，不必说当“剽窃”流言发表后，与陈对战的痛快淋漓；即使事过十年，当《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之际，鲁迅也不放过这一“报复个人私仇”的“机会”，称“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31]快意之色溢于言表。陈西滢散布的这一流言，如果鲁迅掌握确凿证据其来自顾颉刚，他不可能始终只字不提。

  按通常事理推测，顾颉刚认为导致鲁迅恨他的“告陈通伯”这事，鲁迅并不能确知详情，两人交恶主因也并非为此。

  如此推论，理由如下：第一，顾颉刚“告陈通伯”，是私下进行，鲁迅确知的可能性极小。当事人之一的陈西滢对此守口如瓶：无论在流言盛行时被要求举证[32]，还是在十多年后胡适希望他应该有“绅士”风度、为鲁迅洗刷清白，陈都始终为顾颉刚保密[33]。他们二人对关系紧密的胡适都不肯讲，外人也难以知情。顾颉刚认为鲁迅知情，只是他本人疑虑[34]，并没有提出支持其判断的事实依据。

  第二，鲁迅不应该认为抄袭流言出自顾颉刚。因为鲁迅了解顾颉刚并不具备评判两书异同所必需的知识结构。鲁迅在回应陈西滢所谓“抄袭”时，曾明言：“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35]。顾颉刚“告陈通伯”之说，证实了鲁迅对陈西滢这一判断，也最终落实了这“耳食之言”来自何人[36]。但是，鲁迅说“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言外之意，除了指出陈对不甚了然的所谓“抄袭”，不能举证，只作模模糊糊地“揭露”是不负责任，还含蓄地表明，陈不具备评判抄袭与否的学力。一般认为，向陈西滢提供“剽窃”信息者，应该具备“揭露”的能力，起码能读懂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文书。从专业和外语能力两方面，顾颉刚都不是合适的人。

  事实上陈西滢的确是听信顾颉刚之言——顾氏自己说的，当然不会假。那么，陈西滢怎么就相信顾颉刚的呢？据《顾颉刚日记》：陈西滢是“常至予家谈线]，而顾另有两个关键朋友，郭绍虞和陈彬龢，都是盐谷书的译者。郭曾将《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小说部分，单独编译成书，书名就是《中国小说史略》，于1921年5月出版。鲁迅自1920年12月24日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郭绍虞编译本出版的这一段时间，鲁迅油印讲义《小说史大略》也在北大与师大印发[38]。据施晓燕研究，1921年顾颉刚与郭绍虞联系非常紧密：顾颉刚4月底回乡，6月21日郭绍虞回乡，“次日即跟顾颉刚会面”，“6月30日‘绍虞自上海归，来谈。’(《顾颉刚日记》)如果没有见面，顾氏就给郭绍虞写信。”“郭绍虞来跟他会面的时候，郭氏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出版，那么，作为最好的朋友之一，所编译的新书请其阅读，是非常自然的事。”[39]而1921年4月顾颉刚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四处搜寻资料，并且一直在读《红楼梦》，跟俞平伯、胡适讨论《红楼梦》研究事宜。在此期间，很可能“顾颉刚看了郭氏版本，又看了鲁迅的讲义，因为他关切《红楼梦》，在鲁迅的讲义里看到的《红楼梦》图表，即认为是抄袭盐谷温。”[40]在陈源与鲁迅因女师大风潮笔战之际，顾颉刚就把从郭绍虞编译本中“发现”的鲁迅抄袭告诉陈源，陈自然相信了[41]。这个推论是大致可信的。

  至于陈彬龢译本，因为翻译此书的宣传与“剽窃”流言同时，又于事后只出版了“选译”，据鲁迅的文字判断，他怀疑翻译出版的动机，也许正是为了证实《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此事留待下文详述。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并非孤立的事件，而只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学生的“语丝派”与支持校长的“现代评论派”论战中的一个插曲，其发生的重要背景是“女师大风潮”。而之所以发生，也并不是陈西滢掌握了鲁迅剽窃的真凭实据，为维护学术诚信而揭出学术不端行为，如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即便举证错误，也不失为公心；事实恰恰相反，陈西滢是为维护另一的当事人，即他当时的恋爱女友凌叔华，而报复鲁迅。

  陈西滢与鲁迅为“女师大风潮”笔战正酣之时，发生了凌叔华“抄袭”事件[42]，陈疑心揭发凌叔华的文章为鲁迅所作，就在发表于《现代评论》的《闲话》中，一面将一支冷箭射向鲁迅：“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一面暗护凌叔华：“‘剽窃’与‘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班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他们心灵受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Ben Jonson的作品里有许多字句是从希腊罗马的作品里整段的翻出来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一个希腊罗马的诗人，历史家不曾在他的作品里留下些痕迹。托尔斯泰的杰著《战争与和平》里面讲战事的地方，就有整篇的抄袭。最显著的例莫过于莎士比亚了。他的剧本的事实布局，基本上没有一种不是借自他人。可是，你就指出了他们的剽窃，他们的作品也不会因之减色。”[43]这段话,就是揭发《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的文章第一次公开亮相，显然主旨不是反对抄袭——对“整大本的剽窃”不愿“举例”，又拉上外国作家为文学创作中的抄袭辩护。陈西滢只是暗示读者：“思想界的权威”鲁迅“整大本的剽窃”[44]；“宏博的批评家”也暗指鲁迅，此段话重点并非指出“剽窃”，而是挖苦“宏博的批评家”，暗示他是更严重的“剽窃”者，却盯着别人的抄袭。

  事实是，揭发文章并非鲁迅所作。在这场对决中，陈西滢为报复心造的仇恨，又相信了顾颉刚之言，将球踢进自己一方的球门。反而为鲁迅反击他提供了助力。

  陈西滢含含糊糊的暗示性“闲话”，鲁迅并未立即明确回应。只是在这篇《闲话》发表的第二天，鲁迅作《并非闲话(三)》，其中有这样一段：“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总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是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45]简要的几句话，只是泛指其毁人名誉的“鬼蜮伎俩”，没有明确针对“抄袭”问题。

  这里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鲁迅特别指出：“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当时尽管公开涉及鲁迅“整大本的剽窃”的文章，还只是这篇《闲话》，但在背地里的口头传播，造成的影响不小，鲁迅本人都听到了。他指出这一阴招，可以看作是对陈西滢暗示鲁迅“抄袭”的第一次反应。

  两个月过后，发生了陈西滢与周作人之间那场著名的笔战[46]，由于周作人在《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中说：“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47]两位名人名教授暗指陈西滢和徐志摩。第二天，陈西滢便写了这样一封信送到《语丝》编辑部：

  先生今天在“晨副”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大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因此，我虽然配不上称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馀的读者一样，有些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虽然我又拿不着把柄。先生们的文章里常有“放冷箭”，“卑劣”一类的口头禅，大约在这种地方总能应用了吧？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可是一个被骂的人总情愿知道人家骂他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回我两句线)我是否在先生所说的两位人里面？(2)如果有我在内，我在啥地方，对了谁扬言了来？

  鲁迅看到陈西滢这封信的当天即时反击，就在已准备发表的《学界的三魂》一文之后，加写了一段“附记”，鲁迅称“回敬他(陈西滢)一通骂街”[49]。这次反击也不是直接针对“抄袭”，而是针对其“双标”——鲁迅抓住了陈西滢信中骂周作人：“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回我两句话……”，对照其《闲话》里暗示“思想界的权威”“整大本的剽窃”，反驳道：“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50]这是鲁迅有关“抄袭”问题的第二次回应。

  陈、周的这次冲突，本来与鲁迅无关，但陈西滢在诘责痛骂周作人时，多次把“兄弟两位”拉在一起。又在《致志摩》的公开信中，全文专对鲁迅：称鲁迅“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捏造的流言”正是自己的写照，“如赵子昂画马”，都是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画的；又说《中国小说史略》是“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51]这是陈西滢第二次涉及鲁迅“抄袭”，也是第一次公开爆料“《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但是，此段话的重点在于：你自己抄袭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别人家抄袭”，目的还不是或主要不是揭发鲁迅抄袭，而是指责他还挖苦别人抄袭。

  于是，鲁迅才弄明白陈西滢对他的疑心：“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52]《不是信》一文是对陈西滢《致志摩》的逐一驳斥，讲明《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著作的异同，只是此文内容之一小部分，却是鲁迅对所谓“抄袭”的正式答复，陈西滢从此无话。从陈的一面考虑，既然揭发凌叔华的不是鲁迅，那么，鲁迅是否抄袭他也就不提了。

  至此，关于《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际上宣告结束。虽然仍有人作为私下的谈资，但作为学术性论题再未见于当时报刊。直至事过十年，借《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之机，鲁迅说：“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53]，对此案作了总结。

  由此过程可见，所谓《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为由一连串误会导致的“乌龙案”。

  首先，是陈西滢对鲁迅和顾颉刚两人的误会。对鲁迅的误会，怀疑揭发凌叔华的文章为鲁迅所作，并非没有缘由，一是两篇文章均发表于孙伏园编辑的《京报副刊》，孙为鲁迅的学生。二是鲁迅熟悉俄国文学，又熟悉外国艺术。在二人因“女师大”事件笔战不可开交之际，容易怀疑到鲁迅身上。问题出在他对顾颉刚的信任，顾颉刚因“古史辨”爆得大名，陈西滢曾多次表示极为佩服其学问，当《古史辨》第1册出版印刷之际，陈就在《现代评论》推荐其为“新文学运动以来十部著作”之一，大力赞扬：“他用了无畏的精神，怀疑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又整理一遍几千年来的糊涂账，不多几年已经开辟了一条新路”[54]。加以顾氏有两位翻译盐谷温书的朋友，更增加“剿袭”说的可信度。

  当然，导致此案最重要的误会，是顾颉刚对鲁迅的误会。顾颉刚日记和书信中多有对鲁迅的误解。顾氏对鲁迅学问根底一无所知又想当然地看不起，在致叶圣陶和王伯祥的信中说鲁迅：“他的历史研究是我瞧不起的”[55]。在1922年给刘经庵的信谈到周作人，曾有这样的话：“周先生呢，他是一个鼓吹文学的人。他对于文学确有心得，不是随便剽窃的，这是我们大家可以相信。”[56]对此，施晓燕认为：“鲁迅从1920年底就开始教授《中国小说史略》讲义，不得不让人怀疑他这句线]

  顾颉刚大概不知道，其实，北大开设小说史课程，初定就是周作人讲授，而周作人之所以答应这授课安排，依仗的却是鲁迅的中国小说研究。《知堂回想录》说：“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〇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能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查鲁迅日记，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六日项下，记着‘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于是，这一事也有了着落。”[58]如果顾颉刚事先了解，鲁迅到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原来是这么一个来历，那么，他既然“可以相信”周作人“不是随便剽窃”，就应该更“可以相信”鲁迅“不是随便剽窃的”。

  自己不通日文，又非文学专业研究者，能读的只是盐谷温书的节选译本，就据此判定鲁迅“剿袭”，不能不说顾颉刚这种自信太盲目。尤其是，当时鲁迅要陈西滢明说抄袭“证据如何”，他们不能举证。事过十年，增田涉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之时，孙俍工译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全译本早已出版，鲁迅再度明言“陈源教授”“无法洗刷”，将插着“谎狗的旗子生活”，“一直带到坟墓里去”，陈西滢仍然没能举证。到1936年胡适复苏雪林信，认为“盐谷一案，我们该为鲁迅洗刷明白”[59]，陈也不再提此事。顾颉刚则始终一声不响。这不是对待严肃的学术诚信争议应有的态度。

  但是，这期间顾颉刚并不是没有为此做什么。陈彬龢译本出版于1926年3月，据邱焕星考证，陈彬龢第一次出现于顾氏日记是1925年2月3日，在陈彬龢译本出版前顾颉刚审读过译稿[60]，“到(1926年)11月21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次暗示鲁迅抄袭之前，顾的日记先后记载他和陈彬龢面谈八次、通信两次。相对于郭绍虞，顾颉刚通过审稿或者从陈彬龢那里得出‘抄袭’结论的可能性更大。”[61]这个判断有道理，因为如果从陈彬龢得不出“抄袭”结论，也就不会有“告陈通伯”一事。至少应该是：如果读郭绍虞译本得出“抄袭”结论，在陈西滢暗示鲁迅“整大本剽窃”发表之前，并没有在陈彬龢这里被推翻。但是，翻译盐谷温书用了近一年时间，最后出版的译本，对于被称为抄袭蓝本的“小说部分”，却只“选译”出5000字。正如鲁迅所说，“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分，和我的也无从比对了。”[62]如果“从陈彬龢那里得出‘抄袭’结论”，那么，最终却并不译出，真匪夷所思。鲁迅更可能是这样认为：因为《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书中的“小说部分”研究对象都是中国古代小说，史实不能不基本相同，粗略地阅读比较两书，的确容易“得出‘抄袭’结论”；但是待到翻译起来，就需仔细研读，这才发现“抄袭”说难以成立。然而，陈西滢却早已将“冷箭”放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从陈西滢到顾颉刚，关于鲁迅抄袭的说法一变再变：最初的流言是“整大本的剽窃”；两个月后就变成“蓝本”说，鲁迅就嘲笑说，罪名“比先前轻得多”[63]；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顾颉刚致陈则光信里，就变成只是《红楼梦》的一幅“贾氏系图”未标注明确出处的问题。

  总而言之，所谓《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际上没能“指出”鲁迅抄袭，反倒弄得陈西滢狼狈，顾颉刚心理紧张。

  鲁迅对《中国小说史略》抄袭问题的态度，公共空间多有谈论，常用“痛恨”“愤怒”之类字眼，总之就是鲁迅气愤异常。这实在渲染过头。诚然，无端遭恶意中伤，任何人很难不生气，但要说鲁迅非常愤怒，却不见得。细读鲁迅的有关文字，最初是较为冷淡。两个月之后的明确反击，明显表露的并不是怒气，而是些许兴奋和痛快。

  当陈西滢将“剽窃”的冷箭射向“思想界的权威”之时，鲁迅并无明确反应。对比此前陈西滢“某籍某系”的《闲线]，鲁迅在《现代评论》出版之日读到，当晚即写出《并非闲话》予以驳斥，明显地这次很是冷淡。如果不是两个月之后发生了陈西滢与周作人为“叫局”问题的笔战，如果陈西滢在与周作人笔战中不一再连带骂鲁迅，或许，鲁迅一直都不会搭理关于自己的“剽窃”流言。

  两个月之后的反击，就是《学界的三魂》一文之“附记”，却是异常快速：1926年1月25日，鲁迅去北大讲课，在新潮社看到陈西滢给周作人的信(即上文所引《西滢致岂明》)，当晚写出“回敬他一通骂街”的那段线日)写成的《学界的三魂》之后，刊登于2月1日出版的《语丝》。而《西滢致岂明》发表于1月30日的《晨报副刊》。鲁迅称“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在论战时往往是迅疾回击。当然，这次回击不是为了辩白“剽窃”，而是为反击侮辱女学生的流言。在“女师大”事件中，章士钊、杨荫榆发表的公文和启事，隐含污蔑侮辱女生“品行”之意，其拥护者也私下散布侮辱女学生的流言，而徐志摩在1月13日《晨报副刊》上有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称赞陈西滢“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于是，周作人就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直接寄给徐志摩，不想徐就在《晨报副刊》发表出来。周作人文章揭露陈西滢、徐志摩扬言于众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流言，是从张凤举听来的，但是，当陈西滢《致岂明》一信质问周作人：“我在啥地方，对了谁扬言了来？”张凤举却不愿公开在报刊对骂，不肯作证。如此一来，周作人不指名地痛骂“新文学运动的两位名人名教授”，被指责成了“捏造流言”。

  陈西滢骂周作人“阴险的暗示”是“卑劣”，而在鲁迅看来，这正是对其“请君入瓮”。陈西滢暗示他“抄袭”的那支冷箭正在手里，于是，迅疾出手给他射回去，直击其“双标”，帮周作人挽回被动。鲁迅此时提起陈西滢中伤他“抄袭”，是将流言化为助战神器，为女师大学生和支持学生的教师助力，此举出于为公之心，报复了私仇实则是顺便。

  直到《不是信》一文，鲁迅才正式答复“抄袭”一事。此文往往被认为是专为“抄袭”而作，实际上也是以讹传讹。首先，以“不是信”为题，就具反击意味，这是反驳《西滢致志摩》公开信的，全文字数8500余，而有关“抄袭”的文字，包括引陈西滢原文在内，也只有1300字。《西滢致志摩》全篇约五千字，罗列了鲁迅一系列罪状，“抄袭”问题只是“罪状”之一，只有200字。但是，“整大本的剽窃”流言已久，口头传播也使得北京学界都明白这是指《中国小说史略》，所以，当时读者更加关注鲁迅对此如何辩解。李霁野曾回忆：

  1926年陈源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一封公开信《致志摩》，除捏造事实攻击鲁迅先生外，并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在这以前，陈源也在《闲话》里暗暗影射这本书是“整大本的剽窃”。当时许多读者不明真相，都急于要看鲁迅先生对于陈源加给他的罪状怎样辩解。我们几个朋友去访问鲁迅先生，他的精神很轻松愉快，将答辩文章的主要内容随谈随笑告诉我们了。他说原想将盐谷温这部分书翻译出来，让读者们去客观的明了真相；可是觉得不值当费这样多精力，作罢了。[65]

  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满载着徐志摩《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全部针对周氏兄弟，人称“攻周专号”。其中针对鲁迅的攻击，几乎都出于误会，鲁迅《不是信》一一作答。陈西滢在此次“叫局”事件中硬把鲁迅拉进来，既为鲁迅提供了武器，又给了他辩解的机会，其实是失策的。李霁野的回忆还说：“这篇驳斥的文章题为《不是信》，在《语丝》上发表。《语丝》未到时发售处就挤满了人，《语丝》一到就抢购完了。”[66]

  这场笔战，很快以“现代评论派”认输收场，徐志摩在2月3日的《晨报副刊》上就要大家“带住”，称双方是“混斗”，并“声明”“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最后，连当时远在天津的胡适都给双方写信“劝架”[67]。

  回忆《语丝》这与“女师大事件”是有点分不开的……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工夫，就只可惜使用在邪路上，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由俏皮而进于刻薄卑劣，实在够得上“叭儿狗”的称呼，但是若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我自己就曾经吃过一个小亏。有一次陈源对一些人说，现今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句话由在场的张定璜(凤举——笔者注)传给了我们，在《语丝》上揭露了出来，陈源急了，在《现代评论》上逼我声明这话来源，本来是要据实声明，可是张定璜竭力央求，不得不中止了，答复说出自传闻，等于认错，给陈源逃过关了。[68]

  时隔30年，周作人仍然怀念这段“兄弟失和”之后，并肩作战的时光，感念鲁迅文章的力量。

  鲁迅的反击，超越了私人恩怨的争斗，甚至超越了“女师大风潮”，是更广义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他认为“有些个人代表或一种世态，骂他并不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会的嘴巴罢了。社会是冥顽的。”[69]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70]如此评价鲁迅杂感的社会批评方法，也为鲁迅所首肯：“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的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鲁迅也表达过对若干读者的失望：“但读者不察，往往以为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则反谓我‘太凶’。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71]“把他的被人误解为攻击个人的某些斗争，也给以正确的分析和评价，认为他的动机、目的和效果都在社会的时候，他就认为这种评价，要比任何对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地位的评价有意义得多了。”[72]

  那么，鲁迅认为抄袭流言与顾颉刚没关系吗？也未必。鲁迅倒非常有可能相信顾颉刚在其中做了什么的。这大概得等到1926年夏天，鲁迅见到陈彬龢“选译”的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后。鲁迅在去厦门之前，与顾颉刚交往极少，顾颉刚有通日文的好友郭绍虞和陈彬龢，鲁迅能否知道很难说，他没有提起过郭绍虞译本，可能不知盐谷温书还有个名为《中国小说史略》的节译本[73]。而陈彬龢的译本，他是早听说了。

  反击陈西滢的《不是信》一文，发表于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65期，同年10月收入《华盖集续编》出版，此文在发表和收入杂文集时，两次谈到陈彬龢这个译本，透露出鲁迅判断“抄袭”流言的某些信息。

  《不是信》中，在答复陈西滢“抄袭”问题之后，紧接着说道：“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经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74]说的就是陈彬龢译本，可见此译本还在翻译中就已经发布“译成”和“不久”出版的消息，鲁迅对盐谷氏书“译成中文”甚为期待，但又怀疑其出版消息。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值得玩味：1.鲁迅首先郑重提示此消息是“听说”的，“听说”后面加上“！”——就在此文中，他特地声明，自己“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75]，据此能判断，鲁迅听说的这一条消息与抄袭流言相关，属于同一来源，这个译本翻译出版的目的和相关消息发布，是针对其《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的。2.在“已经有人译成中文”的“译成”二字之后打“？”，意谓鲁迅对“译成”是怀疑的，因为他相信,如果真的译成，“抄袭”说就会自灭。3.“不久就可以明白了”一句也成疑问，因而“不久”之后也紧跟了“？”。

  半年之后，即1926年夏天，鲁迅见到了陈彬龢译本，事实正如他所预料：“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分，和我的也无从比对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76]这是鲁迅在为《华盖集续编》结集出版编辑旧稿之时，于《不是信》一文中“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经有人译成（？）中文……”这段话之后，又添加的一段。由这段补记，尤其鲁迅评价陈彬龢译本广告的用词：“‘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可推断鲁迅言外之意：原本谣言制造者是相信鲁迅抄袭的，但是，等到认真对读了盐谷温和鲁迅的书，才决定不全部译出了，因为全部译出，不能证实鲁迅抄袭，反而证明“抄袭”“剽窃”之说是谎言，于是，只好“选译”。此时鲁迅非常有可能判断顾颉刚在此事中发挥了作用，因为该书的出版说明中称，译者是顾颉刚的朋友，《序》中也提到翻译出版此书是得到顾帮助的[77]。鲁迅见到陈彬龢“选译”本时，就可判断顾颉刚在抄袭事件中有所作为。但是，却未必能确知流言源自顾颉刚。鲁迅能想到的是顾氏会相信、特别是大加传播流言[78]。

  鲁迅尽管已知顾颉刚“就是陈源之流”，但最初还是正常交往，交往中也没有因私废公。顾颉刚需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版《封神演义》资料，鲁迅还请日本友人帮他抄出寄来[79]。因为学问是公事，“为学术”是从大处着眼。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此事能帮上顾颉刚，正是通过盐谷温：帮顾颉刚抄书的日本友人，应该是盐谷温的女婿也是其弟子的辛岛骁，因为“佩服那部《中国小说史略》”，辛岛骁带着盐谷温给鲁迅的信，于1926年到北京“向作为学者的鲁迅表示敬意，向他请教”[80]，见面礼之一就是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书目[81]。

  再后来，鲁迅反感于顾颉刚安插亲信，搬弄是非；更讨厌其反对民党，巴结谄媚权势。即便如此，他也为了大局——“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82]。鲁迅离开厦大，一半的缘由是躲避顾颉刚[83]，到中山大学后，当然不愿再与其同事，“留面子”已无必要，也就不掩饰，但也不过是辞职而已。

  冲突升级是由于孙伏园刊登在汉口《》副刊的文章，述及鲁迅辞职的原因，引用鲁迅来信说，是由于“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来“做教授”[84]。顾颉刚认为这是对他“强烈之攻击”，拟“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致信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85]。孙伏园发表此信难说是鲁迅授意，鲁迅给章廷谦信说，不知《》副刊登的是哪封信。

  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顾颉刚改变了原先反对民党的态度，鲁迅并不相信是其思想转变认识提高，而是看作投机。联系他曾经讽刺“现代评论派”，原是在北京拥护段祺瑞、章士钊，反对民党的，但北伐胜利后却纷纷南下“革命”，正如辛亥革命后旧势力的“咸与维新”一样；鲁迅嘲讽地预言：“只要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章士钊)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86]这是鲁迅对当时中国局势的判断，那么，“反对民党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一语，批判的矛头实际指向中大掌权的政客，而非顾颉刚。鲁迅与“现代评论”这个知识分子派别的对立，对他们由拥护北洋政府转向革命的不信任，评判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某一派别，并非由于私怨专对顾颉刚。

  此时正值“清党”，鲁迅在中大反对军人进校抓捕学生，他曾经力主营救被捕学生而失败，他的辞职，引来各种谣言，被说成嫌疑，“已经逃往汉口”，稍有不慎就会处于危险之境。《三闲集·序言》回忆：“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鲁迅此时对近乎绝望。顾颉刚在日记中庆幸：“予此来有最幸运之一事，则清党是也”[87]。“清党”帮他最终任职中大并挤走鲁迅，此时，他又要跟鲁迅打官司，个人恩怨至此升级到借由政治力量或法律解决。

  鲁迅研究领域不乏公众感兴趣而未曾深度研究的问题，一经炒作往往成为热点话题。《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和鲁迅与顾颉刚的交恶就属此类，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曾提及，即使《鲁迅年谱》《鲁迅传》也仅在介绍涉及“女师大风潮”的鲁迅作品时一笔带过。这类话题长期少人深究的原因，主要是本领域受政治意识形态极度影响的思维习惯所致：只关注宏大叙事。而当下有些论者却归因于“神化”鲁迅的政治需要而为贤者讳的护短。其实，研究者大都以为这是私人交往中的平常事，尤其鲁、顾交恶。虽说鲁迅不是平常人，但他生活工作中与人产生恶感或摩擦也正常。当然，如果作为广义的社会文化现象考察，也有大文章可做；不过鲁迅研究领域可做的大文章实在太多。所以，如此重要的话题，只能在当事人之一的顾颉刚再度提起并有公共空间热议，才引起研究界关注。然而，在鲁迅早已走下神坛之后，还有的人觉得推倒鲁迅就是思想解放，甚至罔顾事实诋毁鲁迅也是思想自由，于是不断有关于鲁迅的翻案文章。借用一幅《红楼梦》“人物关系表”，就上升到抄袭，实属小题大做[88]。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实际上在其发生之时就已经结案，因为就事件发生、发展到事实上结束的过程来看，顾颉刚和陈西滢尽管私下、公开都断定鲁迅抄袭，但作为学者的他们应该清楚，证据确凿才是关键，可是他们自始至终只有“剽窃”“蓝本”之类含糊说词，拿不出充分和必要的证据。如此，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小说研究领域自然会有公论。判定是否学术不端行为，本研究领域自有标准，而被顾颉刚推崇为“对中国小说史研究贡献最大”，“做了开山工作”的胡适，在鲁迅逝世之初就下了结论：“陈通伯误信小人之言”，“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胡适是陈西滢、顾颉刚所属圈子的精神领袖，陈、顾不要“绅士架子”，胡适需要有。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之所以发生，表面是私人事件，深层原因远非个人恩怨所能解释。顾颉刚说“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的矛盾，源于北大留学英美派与留学法日派的矛盾，现今也有学者沿袭此说，将陈西滢与鲁迅的冲突归于这两派的矛盾。但是，鲁迅与陈西滢最早结怨，就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源于“女师大风潮”。鲁迅《并非闲话》首次针对陈西滢，是驳斥其《闲话》中所谓“女师大风潮”有“某籍(浙江籍)”“某系(北大国文系)”的人暗中鼓动的流言。在此之前，二人同属新文化新文学阵营，并无任何私人恩怨。随后，二人一个反对校长一个反对学生，笔战多个回合。在此过程中，发生凌叔华抄袭事件，由于陈西滢疑心鲁迅揭发凌叔华，又由于顾颉刚告诉他“《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随之发生由他传布的鲁迅“抄袭”问题。所以，《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案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诚信问题，而是“女师大风潮”中支持和反对的两派斗争。若说个人恩怨，那么，从顾颉刚和陈西滢一面看是成立的，顾颉刚之“告陈通伯”，目的并非是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而是帮朋友攻击其论敌；陈西滢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也是为暗护凌叔华。在鲁迅一面,则是从私人事件观察社会人心黑暗，将论敌射来的暗箭作为反击利器，帮同一战阵中的伙伴打赢一场硬仗，同时洗刷冤枉、维护了个人名誉。鲁迅的反击，其动机、目的和效果都非仅限于私人恩怨，而是社会批判。

  [基金项目]山东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鲁迅与左翼文艺诸问题”(编号：19CQRJ04)；山东省第二批齐鲁文化名家课题“改革开放四十年鲁迅研究热点问题综论”之阶段性成果。

  [1] 《两地书》“厦门—广州”一集中鲁迅致许广平信多次提及顾颉刚，其中有对他与顾颉刚矛盾的简叙，也有对顾言行的评价等；《三闲集》中收录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附有顾颉刚“暂勿离粤”“听候法律解决”的来信；另外，鲁迅在厦门、广州时期致章廷谦信，多次涉及顾颉刚。

  [2] 顾潮在《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披露了一些鲁迅、顾颉刚关系的资料；《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有鲁、顾交恶更多详细内容，曾遭到反驳(章培恒：《今天仍在受的伟大逝者》，《收获》2000年第5期)。

  [3]《顾颉刚日记》2007年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顾颉刚全集》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4] 《顾颉刚日记》(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5页。(本文所引《顾颉刚日记》均为此版本)

  [5] 从中国知网输入主题“鲁迅与顾颉刚”，搜索到近几年在期刊发表的论文有24篇；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为关键词搜索到的篇数也不少；而更多见于报纸和网络的有关此话题的文章，中国知网大都未收录。

  [6] 王富仁系列论文结集成《鲁迅与顾颉刚》一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

  [7] 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上)，《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夏；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下)，《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秋；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8] 鲍国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5期；赵京华：《鲁迅与盐谷温——兼及国民文学时代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体制之创建》，《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2期；符杰祥：《“小说史略”学案的人言与著述》，见《文章与文事——鲁迅辨考》，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89-105页；施晓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比对》，收入王锡荣主编：《中国现代作家手稿及文献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世纪出版(有限)公司、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9] 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徐文海：《从〈南下的坎坷〉看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冲突》，《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百年潮》2004年第4期；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0] 王富仁认为：“鲁迅对顾颉刚的不满，实际并不因为、至少并不仅仅因为他‘揭发’《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一事。”(《鲁迅与顾颉刚(三)》，《华夏文化论坛》2016年第1期)桑兵认为：“鲁迅是否知道顾颉刚的态度，则无明确证据”(《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1] 分别是《学界的三魂》之文末“附记”和《不是信》，收入《华盖集续编》。

  [14] 《两地书·四二》，《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页。(以下所引《鲁迅全集》均为此版本。)

  [16] 鲁迅致章廷谦信(1926年10月23日)言及此事：“我实在熬不住了，你给我的第一信，不是说某君首先报告你事已弄妥了么？这实在使我很吃惊于某君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玉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鲁迅全集》第11卷，第490页。)

  [17] 参见鲁迅致章廷谦信(1926年11月21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04页。

  [19] 《两地书·五〇》：“我现在专取闭关主义，一切教职员，少与往来，也少说线] 《顾颉刚日记》(第2卷)，第15页，第22页。

  [22] 《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1927年3月19日致容庚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2页。

  [23] 顾颉刚1975年3、4月间致陈则光信，《顾颉刚书信集》(第3卷)，第529页。

  [24] 关于鲁迅在中山大学辞职原因，研究界至今有两种观点，过去一致认为是抗议“清党”抓捕杀戮学生；一种认为是因为顾颉刚的到来。鲁迅公开的理由是私人恩怨，即“顾某来周某就走”；抗议“清党”是鲁迅不敢公开的原因。

  [25] 参见《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鲁迅全集》(第4卷)注释【1】，第40-41页。

  [27] 许寿裳回忆：“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另，可参见鲁迅致章廷谦信(1927年5月30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1页。

  [28] 鲁迅致李霁野信(1927年4月20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0页。

  [30] 鲁迅致郑振铎信(1934年7月6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77页。

  [31]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451页。

  [32] 陈西滢暗示鲁迅“整大本的剽窃”流言发表两个月之后，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一文“附记”中说，陈西滢“要免于卑劣”，“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参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209页。

  [33] 鲁迅逝世后，胡适那封著名的回复苏雪林信中，曾为“《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一案替陈西滢开脱，误以为陈是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的挑拨”，“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参见《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可见，顾颉刚告诉陈西滢这事一直瞒着胡适。

  [34] 顾颉刚多次疑心孙伏园从中挑拨，上文1975年给陈则光信，顾就提及自己把“想法讲给陈源，也告诉了孙伏园，鲁迅知道了此事”；1966年1月孙伏园去世，顾在日记中评价道：“惯作挑拨离间之工作。鲁迅对我之仇恨，实为彼从旁搧小扇子之结果。”(《顾颉刚日记》第10卷，第398页。)

  [36] 在此之前，因胡适曾公开说陈西滢是“误信了一个小人张凤举的挑拨”，张凤举一直替顾颉刚背黑锅。

  [38] 《鲁迅日记》1921年1月21日有：“寄高等师范讲义稿并信”，同年2月21日记：“午后寄大学讲稿，三弟持去。”《鲁迅全集》(第14卷)，第408页，第410页。

  [39] 施晓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文本比对》，出处同前注。

  [40] 施晓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文本比对》，出处同前注。

  [41] 施晓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文本比对》，出处同前注。

  [42] 关于凌叔华“抄袭”事件：一是图画问题：1925年10月1日起《晨报副刊》报头用了一幅画，编者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小说《中晚秋》后的附记中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刊文指出该画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又译毕亚兹莱)的。二是小说问题：1925年11月7日《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发表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1月14日《京报副刊》又发表文章，暗指系抄袭契诃夫小说《在消夏别墅》。(参见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注释[42]，《鲁迅全集》(第3卷)，第240页。)

  [43] 《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五十期(1925年11月21日)之西滢《闲线月《民报》在《京报》《晨报》刊登一则广告，其中有“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字样。参见《华盖集续编·不是信》注释[25]，《鲁迅全集》(第3卷)，第237页。

  [45]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鲁迅全集》(第3卷)，第152-153页。

  [46] 参见《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4页注释[2]，第229页。

  [48] 《西滢致岂明》，见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49] 《西滢致岂明》，见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50] 《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209页。

  [53]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页。

  [54] 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西滢闲话》，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57] 施晓燕：《鲁迅与顾颉刚交恶始末(上)》，《上海鲁迅研究》2012夏。

  [58]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一三七·琐屑的因缘》，《周作人自编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7页。

  [59] 《胡适致苏雪林》，《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60] 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61] 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64] 即《现代评论》发表西滢《闲话》，据流言说，女师大“此次风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绝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暗中鼓动”。

  [65]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第9页，第8页。

  [66]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第9页，第8页。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380页。

  [68] 启明(周作人)：《语丝的回忆》，《羊城晚报》1957年10月3日刊。收入《木片集》。

  [69] 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第9页，第8页。

  [70]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转引自《瞿秋白文粹》，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43-444页。

  [72] 冯雪峰：《回忆鲁迅》，转引自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页。

  [73] 鲁迅在反击陈西滢的《不是信》一文中，曾经非常期待盐谷温书的中译本出版，提到盐谷温的书有人翻译不久将出版的消息，是陈彬龢译本，但是，郭绍虞编译本早已出版，却从未提及。

  [77] 陈彬龢译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北京：1926年3月朴社出版。本书《序》提到，“今蒙友人顾颉刚先生之好意，愿在其所办之朴社出版。”

  [78] 鲁迅书信多次提到顾颉刚擅长传播消息，在《三闲集·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中，就直接说“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十传百乎哉！”。

  [79] 顾颉刚致胡适信(1926年9月15日)：“鲁迅先生已为我函日本友人。嘱将内阁书库所藏明本之序文钞出，因有书目上有‘明许仲琳编’字样，序文必甚重要。两星期后，必可得到覆书。”《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435